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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祥2018年医学人文系列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1-08-13 

  中华医学会自2001年设立中华医学科技奖(2017)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刚刚拜访过的无锡二院易利华院长作为获奖代表出席了大会,在祝贺易院长五年中再一次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后,也查阅了过去五年的中华医学科技奖卫生管理奖(见附表),联想到当下公立与非公机构的医院管理痛点,发现也从获奖项目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表征。

  一是服务体系及服务能力的提升是当下中小医院的一个核心问题。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解决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等众多医改难题的**之道就在于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二是医院精细化管理成为制约医院公立医院管理提升的重要方面。医疗是一个最为复杂的技术服务,特别是在全民医疗保险实施之后,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日益高涨,医疗服务也从过去的单纯生物医学诊疗、拓展到心理医学和社会医学诊疗,从疾病诊疗拓展到康复医疗、医疗保健、健康促进等前沿领域,没有精细化的管理,患者能体验到的医疗价值将大打折扣,也将让患者产生不合理医疗、甚至是过度医疗之印象。

  三是医院管理从整体管理向科室管理深化与延伸。医院管理不能只停留在医院宏观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以临床科室或护理病区为管理单元。从医院职业化管理的三个层次来看,临床科室(或护理病区)管理是团队职业化管理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科室(或病区)管理,团队职业化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医院职业化管理才能有管理的梁柱支撑。如果说个人职业化管理是基础,医院组织职业化管理是屋顶,科室(或病区)管理为代表的团队职业化管理则是医院管理这个大厦的四梁八柱。

  四是医疗安全管理与应急防范。医院管理以医疗安全为基础,从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来说,医疗的应急管理又是重中之重。国际上热门的医院JCI评审,主要就是从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着眼。而医疗质量有了才有医院全面的安全,因而医疗安全管理在医院基础管理上来说就是唯一的管理。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除了医疗费用原因之外,最为突出的原因就是医疗安全出了问题所导致。

  五是处理好医疗的合理性的问题。譬如如何做好临床路径管理、如何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如何降低患者费用和医疗成本等都是目前许多医院面临的难题。未来医院管理者的关注点应该更加务实和高效,在提升医疗的合理性方面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而着眼于医疗合理性的管理,收获的不仅仅是患者的信任,也将是医保控费、医疗运营效率提升的关键点。

  要解决上述五个方面的痛点,迎合医疗管理的热点,归结于一点,个人同意无锡二院易利华院长一直倡导与强调的“医院管理的国际化及创新”观点。这几天一直在在跟易院长就医院管理的国际化创新做深入交流,无锡二院作为多次获得国际医院管理奖的单位,长期引领着国内中小医院的管理创新。长期的管理实践感悟到管理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医院管理痛点问题的解决。无锡二院5年中二次获得中华医院科技奖卫生管理奖绝不是偶然,说明易利华院长及其团队始终把解决医院痛点问题作为管理研究的重点并因此取得获得国家甚至是国际认可的卓越成就。

  构建新型医患关系需要有几个观念转变 观念决定行为,行为才有结果。随着医疗市场的形成以及医疗多元化发展,医患关系从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演变为兼有多样化的一种特殊生产关系,医患关系变得较任何时候复杂化。按照组织行为学理论,良好的人际关系建设依赖于不同角色间的相互适应与协调,而影响角色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则是观念。构建新型医患关系,需要医院管理者在医患关系管理中着重引导医务人员和患者做好角色观念转变。 1.认知健康中国下的患者角色 经过40年的医疗改革,医院组织经历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一是服务理念上实现了从以医疗为中心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转变;二是医学模式实践上也从单纯的生物医学逐渐过渡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三是从医疗制度上,从过去的公费医疗和自费医疗相并行,上升了全民社会医疗保险的转变;四是从医疗机构的组织目标上来看,则由过去单一的公益福利医疗,形成了一个公益的非营利性医疗与营利性医疗两种绝然不同的目标医疗组织;五是从医疗机构的功能上,也从过去单一的基本医疗,形成了集基本医疗、特殊医疗、保健医疗和健康促进医疗的多样化发展。每一种转变,都构成了医疗生产关系内涵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具体的人际关系。医院管理者只有认清这些发展变化,才能准确把握就诊患者的角色,从而设计出应有的医患角色行为规范。要提高当下医务角色行为规范的执行力,则重在医患角色观念的转变与引导。 2.几个重要的观念转变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转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角色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 (1)建立角色分类观念 现代医院已经不是传统的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正在建设之中,单纯从患者的层面上来说,患者的医疗健康需求也多样化了。医院管理要研究这种多样化的角色内涵,进行分类指导。以对就诊者称呼的变化,可以得出患者角色的类别。传统的习惯称为“病人”或“患者”,但到产科生孩子的待产妇、到体检中心体检的团体人群、到整形美容科来求美的人,这些人都不是病人。所以有的医疗机构称他们为“顾客”,也有的称为“就诊者”。不同的角色标签,对于这些标签的对象及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观念与行为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笔者认为,“就诊者”是对医疗服务对象一种最基本的角色概括,就诊者中有的是医疗服务的消费者——“顾客”,有的是主动求医的“患者”,有的则是被动而来就医的“病人”。人格上平等对待,但真正的公正则是要从角色中进行分类区别,选择相适应的医务角色行为,才能有和谐与良好的医患关系形成。 对于病人,则要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积极主动承担起医务人员的诊疗职责,容不得半点怠慢,更不可能将本应由医院承担的诊疗责任推卸给病人自己承担;对于作为患者的慢性病诊疗,则要充分地尊重就诊者,全面反馈事关就诊者的详细诊疗信息,完全尊重就诊者的意见,以此来确定患者的诊疗原则与方案;而对于前来进行医疗消费的就诊者,则需要按照“产品”服务的角色逻辑,顺应就诊者的消费需求,在不违背医疗的原则前提下,满足医疗顾客的需要。 (2)树立角色适应观念 在医务角色观念转变中,要根据就诊者的角色类别,就诊者的人格特征,选择相适应的角色行为,对于就诊者进行科学的角色行为管理,从而营造和谐与良好的人际关系。 从就诊者的类别来讲,当就诊者是以强烈的病人角色意识表现时,我们在他(她)面前,一定是个最为专业的医者,不要有任何非医者的角色言行,譬如医生在病人面前从来不谈钱。如果病人就是来做医疗消费的,除了要氷医疗的专业内容外,可能更重要的要介绍医疗服务产品的价值,价格上也可能成为医患双方交流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消费总会讨价还价。 人际关系的ABC理论,把人分为支配、平等、被支配三类,形成一种现实的组合型人际关系,在这形成的众多两两人际关系模型中中,只有支配-被支配、被支配-支配、平等-平等这三组医患关系是对应的,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 医务人员如果以自己的角色不变去应对就诊者角色的多变,医患关系的亲密度、融洽性和协调性就很难做好。只有与就诊者的角色相对应,医患关系才会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3)强化角色行为观念 很多人都认为对待患者要真诚与用心,具体落实到医患关系构建中,唯一可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专业医务角色,只有医务角色强化了,才有可能引导就诊者进入到他(她)所应该表现出来的就诊角色行为,从而产生协调一致的医患角色互动。强化医务角色与引导就诊者角色,需要注意角色行为的进入、保持和退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从医务人员来讲,会有损于他们的健康;而从就诊者来讲,一方面会进入不了就诊者的角色,而产生不良的就诊体验,也可能影响无法退出就诊者角色,有可能影响到就诊者与其周围人群的人际,从而间接影响到对医者的关系。 强化角色行为观念,是为了更有效地让医者和就诊者皆能顺利进入角色、保持角色和适时退出角色。强化角色行为观念,既要靠认知交流,也要靠认知训练,而这些在医疗机构里做得非常不够。 (4)角色相互促进观念 建设健康中国战略的主题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善医患关系,必须依靠医者和就诊者的共同努力。传统医疗强调的是健康教育,不论是患者或是医务人员,都知道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但健康教育工作就是很难落实。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潜意识里可能都不太愿意被动接受教育,当下的不少人们甚至对“教育”一词感觉讨厌,教育意味着自己不懂或者错误。大健康时代已经营造了一个“健康促进”的思维,健康不是靠教育出来的,而是靠促进出来的。教育意味着双方均消极被动,而促进意味着双方均积极主动。 医者和患者本着“健康促进”的理念,会形成有一个不仅仅是和谐,而是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当下全世界都在推行“将健康融入一切政策、融入一切方面”的政策,我国政府也做了建设健康中国的庄严承诺。目前也正在全面创建“健康促进城市”、“健康促进学校”、“健康促进医院”、“健康促进社区”和“健康促进家庭”。医院管理者可以从医患角色相互促进方面来推动创建“健康促进医院”工作,特别是在就诊者的健康角色行为训练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去消除患者的疾病,也要让他们建立起一个能预防疾病发生,并形成能消除疾病影响的“健康”角色行为,即使疾病未能痊愈,照样过健康的幸福生活。 只有当就诊者恢复健康、保持健康和促进了健康,医患关系的终极目标才得以实现,要想就诊者的角色健康,从医院管理上来说,研究就诊者和改善就诊者的角色行为,是一项意义巨大而又艰难的任务。良好的医患关系,一定不只是做医者的角色训练,而要把就诊者的角色服务(角色设计、角色引导、角色适应和角色训练)同时做好。 随着医疗市场的形成以及医疗多元化发展,医患关系从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演变为兼有多样化的一种特殊生产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建设依赖于不同角色间的相互适应与协调,构建新型医患关系,需要医院管理者在医患关系管理中着重引导医务人员和患者做好角色观念转变。

  医疗改革发展中的医患关系构建,可厘清这样三个主体 医患关系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进入到健康中国战略时代,医疗的经济基础(医疗的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与上层建筑(医疗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都发生的巨大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要建立与医疗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医患生产关系。 可以预言,健康中国战略将促成医患双方一种更加积极的互助合作关系。然而,进入新时代,医患关系是否和谐,不仅仅取决于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还取决于医患双方在医疗改革发展中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的角色是否相互适应。因此,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构建新时代良好的医患关系,医院管理者要厘清新型医患关系的三个主体:并相应改造医院管理模式与流程,创造一种医患平等与相互适应的医患关系。 从40年的医疗改革成果来看,医患关系发展从过去的单一的医院与患者的关系,逐渐发展为三种主体关系:患者与医生的主体关系、患者与护理的主体关系,患者与医院服务的主体关系。 1.患者与医生的疾病诊疗主体关系 检视恶性医疗纠纷案例,医生被杀的事件屡有发生,这种极端事件表明,从患者的角度,医生是医患关系中首当其冲的主体。再从医生过去的走穴,到后来的多点执业,到现实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再发展到未来的医生自由职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主体关系将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牢固。 针对医患关系发展的、医生-患者主体关系的建立,医院管理过程中,需要给予医生授权赋能,把医生从传统管理中的作坊式“大师傅”角色中解放出来,变成能独立承担患者医疗责任的医生团体,让医生也成为像患者一样的医院服务对象,形成医院“双服务”(患者服务和医生服务,患者服务通过医生服务来实现),从而让医生与患者的角色对应和平等。医院只是医患关系中的诊疗平台提供者和管理者,而不是诊疗关系的具体执行者。 与此相配套,在构建医疗安全与风险管控上,为患者和医生提供医疗意外与事故保险,保障患者和医生双服务对象的安全,从而让患者愿意来医院就诊,让医生愿意来医院服务。医院在医生与患者关系的构建中,要起双向平等的促进作用,而不是传统医院管理只要求董,而鲜于要求患者。 这样,患者是医院的患者,医生是患者的医生,医生与患者与医院的关系,则完全与传统的医院颠倒了过来,医院与患者的友好度将提升,而医生对于医院提供就诊者资源将会感激。 建立起新型的医生与患者的主体关系,为医生集团提供更好的医院与医生集团的契合机制,从而解决医院自身对于医生人力资源的需求紧张,降低医生成本,加快学科建设成长。 2.患者与护理的治疗服务主体关系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明确定位护理要按产业化发展,意味着护理将从此与医生临床相对分离,形成独立的护理产业体系。医院改革中早年形成的护理垂直管理,到今天出现的“一张床”护理模式,都说明医患关系中也已经形成了患者与护理的主体关系。特别是未来护理的延伸服务,护理进入社区和家庭,更将形成护理优先与直接的“护患”主体关系。 适应这一变化,医疗机构必须加大护理管理的改革力度,全面普及垂直管理、推广“一张床”护理,尽早启动护理延伸服务,向康复和健康促进内涵延伸、向社区和家庭医院外部延伸。涉及到医生的临床医疗可能不会按市场化发展,但护理一定是市场化的趋势,即使有公益的护理服务,必将也是按市场规律,由政府或社会购买服务。这样,患者与护理的关系就是一种市场的医患服务关系,遵循市场道德与交易规则,从而提升护理服务的价值,优质的护理服务必然得到市场的超值回报。 3.患者与医院服务的主体关系 有了上述两个医患关系的主体,医院与患者的关系将变得简单多了,医院只是患者医疗的平台,提供平台化的服务就足够了。譬如要保障患者的就诊安全、人身安全,提供良好的就诊环境,营造良好的就诊氛围,提供丰富的医疗服务和大健康产品,满足就诊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同时不断地降低医院服务成本,引进先进的医疗服务技术,让就诊者得到更加价廉物美的医疗健康服务。医院的平台建设思维,医院的建设与管理的重点是基础建设、智慧医院建设和医院人文建设及寻求大量的第三方合作,有效协调和整合第三方,运用物业(业主)管理、平台管理和服务管理的“三管”思维,在继承和创新的管理方法上,抛弃作坊式管理,经验管理融入科学管理,专业管理提升到职业化管理,把医院平台中的患者、医生和护士三大群体服务好,医患关系一定会良好。 健康中国战略实现的那一天,每个社会公民,将都有一个自己的满意的家庭医生和家庭护士,也有一个自己满意的首诊医院、转诊医院,打造百姓医疗健康的铁三角(医生、护理和医院),形成医患关系的一种社会人文生态,不愁医患关系不清晰,医患关系可能不只是要和谐,而是需要建设一咱更高质量的全新医患关系,以保障就诊者的健康和不断提升其健康生活的质量。

  医疗改革以来,政策的**往往与市场发展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一些时候是政策影响市场,而另一些时候则是市场影响着政策。如果我们看不市场的那个隐形的手,不妨从利益部门的具体政策去看行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能捉到行业市场背后的那只手,有时甚至是只黑手。

  在开放社会会办医以后,全民医保制度还尚未**,民营医院都是自费医疗。即使后来,民营医院一开始很少有去涉及医保的,都专注于做自费医疗或者特殊医疗。全民医保的实施,而医保的监管机制又不够完善,让许多人觉得医保基金是块“唐僧肉”,慢慢撬动了政策的杠杆,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享受医保定点的待遇了,从而形成了一大批吃医保的医疗机构,有的还不惜以身试法违法违规。医保政策从当初不向民营开放,到全部放开,到今天一些医院骗保,大家都明显地从政策层面看到了市场背后的那个隐形的手。

  如果重新去检视与检讨开放民营医院与医保政策的双线走向,不难看出,医保政策对民营医院市场发展的巨大影响。医保政策在惠及民营医院的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投资及管理者的投机心理,不是去诚心经营医院,而是剑走偏峰钻医保管理的政策监管漏洞与空子,最后葬送了这些民营医院原来走非基本医疗的健康发展的美好前程。

  另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是体现社会主义公益医疗的性质,却采用了市场机制下的自由选择管理模式,从而也葬送了曾经完好的分级诊疗体系。这不也是城市大医院的影响力左右了时下的医疗政策走向吗?如果在医保制度**的当初,就实行医保管理脱离卫生部门而独立运作,将不太可能**首诊自由选择医疗机构的医保政策。

  政策不同于法制,法制是规范市场。而政策有时候却是为了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市场的力量也会左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当初许多的民营医院吵着要公平对待,结果都有医保了,最后弄得健康产业市场做不起来,全民都来吃医保,医院也要靠基本医疗保险生存与发展。同时,医院自费医疗的运营武功全废,老百姓原有的自费医疗的观念也彻底抛弃。同时也造成了分级诊疗制度彻底破坏而必须要强调重建,基层医疗和中小医疗机构日益没落,医保基支付金压力巨大,健康中国的战略及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年)考核指标(医疗机构)》中,行业部门代表国家来推行改善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一定只关乎就诊者的权益,以及医务人员的利益,应该不太可能去着力推广本应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医疗上游企业的产品。然而,大家看看在这个对医疗机构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考核指标,却有好几个涉及到医疗设备、设施的应用指标。从健康中国战略来看,譬如电子病历本应纳入国家公**品范畴,如果医院没有添置,那也是行业管理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医疗机构的责任。但考核指标为何要纳入那么多的医院信息相关产品,背后是不是有信息产品的资本在起作用吗?

  还有一个让业内管理者不解的是,一个“药房自动化设备配置情况”也纳入了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在中小医院需要这个东东吗?药房自动化设备与改善患者的医疗服务有哪一毛的关系?在这种考核指标说白了,不就是要让医院去买商家的药房自动化设备?用反**的视角去看这样的指标,当想起曾经的原国家药监局长、民航局长的**大案,不禁让人胆颤心惊。

  医院行业管理应该着眼于就诊者及医院的自身利益,可以推广和引导各医院对新技术的应用,而不能用考核指标来要求医院管理者去花与本院发展现状不相适应金钱和精力,尤其是不能本着面向扶持基层的愿望,最后仍然是成就了城市大医院,不断强化城市大医院的逆吸效应。国务院曾经取消所谓的达标升级,好像这几年搞所谓的绩效考核,达标长级之风好像又有回头。

  总之,好的医疗的策不能被强势的利益集团势力所影响,要本着亲民的初心去落实,好的医疗政策是去规范市场,而不是要迎合与政策所服务的对象风马牛不相及不相及的市场。尤其不要运用行政资源去增加医疗机构的负担,去服务与医疗自身没多大关联的医药市场发展。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①,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可以看出,医院生存的发展依赖于病源、技术和信用这三样,而最重要是信用。在西方文化中,“信用指在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引自《牛津法律大辞典》),笔者理解信用是一个在困难或需要时能取得别人信任的资源。在医疗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的大环境下,东西方文化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医院要求得生存与不断发展,信用是最为重要的。

  信用建设基于医院人文建设,是人文建设的焦点,同时也是遵从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让医院人文建设有形化,从而让人文管理具体化。如何建设医院信用,笔者在十数年的医院职业化管理中有以下感悟与总结。

  人无信不立,人无为也无信。西方文化中,一生从不借贷的人,是没有信用记录的,只有那些经常借贷,而又守约还贷的人,信用才最高。常识上看,不做事的人只有一个懒字,而经常做事的人,可能失误就很多,如果经常做事还能不出错或少出错,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称道。提升信用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面对医院信用建设的六个方面(诊者信用、员工信用、公益慈善信用、国家服务信用、医疗保险信用、社会信用),只有都有作为,而且鲜有过失,医院的信用就一定非常的好。医院信用是一个完整法人人格的体现,这个体现只有众多的作为才能让有关方面得出有信用的评价。时下有医院与患者合伙骗保,就是做了对患者的信用而失去了对医疗保险投保人的信用。

  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其核心就是初心。“人人皆可成圣贤”就在于保持初心,良知不被私欲蒙蔽。办医院的初心从机构来说无非是公益福利或实业盈利,做医务职业的初心另外还捎带有靠职业生存的动机,不损人利己也是初心。维持这些初心,自然就会展现对服务对象的诚信。而诚信经营与医疗,何尝又不会获得医院信用?譬如就有不少民营医院自始至终坚持以自费医疗为主,从不看重基本医疗保险项目经营,始终维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办院宗旨,这就是初心。那些当初从营利性医疗机构而改成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是想回归到公益医疗的初心?还是想利用全民医保政策的资源,钻政策经营的投机之心?就不着猜测和评述了。

  笔者做职业院长的时候,凡事先做医学伦理检查与分析,对相关联的三大服务对象(医院同事、就诊者,投资者)先做一伦理检视,凡有利于三方的事,大胆去做;有利于患者和员工的事勇敢去做;只有利于投资者而损害员工或就诊者利益的事肯定不做。对于投资者的逐利要求,需要通过有效的运营管理、合法并合乎医学伦理的手段去实现。譬如曾在某医疗集团做不孕症专科运营项目。投资者要求要提升就诊者的平均收益(利润率),笔者的原则就是不增加患者的平均费用的前提下,想办法降低就诊的流失率和疗程中断治疗率,对患者的就诊需求进行分类管理,运用疗效预期管理的科学方法,按照疾病的诊疗规律、患者的消费需求层次来进行分类诊疗,既提升环节医疗质量,又保障的终末疗效与医院的运营效益。

  现代医院的人文建设,首先是建设适宜环境,而不是单纯的环境美化,环境美化得花费更高的医疗成本,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建设与就诊者和员工相适应的环境,黄大仙正版综合资料,才是合适的成本和最有效的人文。这是建立在健康的社会医学定义基础上,健康是适应,而不是享受。就诊者和员工都是基于角色互动,不是来休闲。所以环境适宜就好,而不是美化才好。

  其次,服务流程优化,对于服务对象而言,管理是把复杂变简单,细节足够完美。优化服务流程就是在简和细方面做考量。被服务者要简单,才有好体验;服务提供者细致才能产生魅力质量,感动被服务者。服务流程优化要靠医疗服务的设计,遵循预防为主的前瞻性管理思维,运用大数据,整合散乱的医疗服务项目,成为患者可以感知的服务“产品”,患者与医生的信息才能对称,医患沟通才能顺畅。

  第三,慈善公益要先行。对于公立医院最大的公益在于对于就诊者的健康促进(过去叫健康教育),为就诊者赋予健康之权与能。还要利用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资源优势,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少花钱维护好健康。而在非公医院的公益,最重要的是满足于患者的方便和各种特殊健康需求,提供诚信与公平合理的优质医疗服务。不管公立或非公医疗,都要本着医疗和慈善的一致性,要扶弱济贫,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国内著名医学人文专家袁钟老师经常讲,只有重视慈善公益的医院才是好医院,只有重视公益慈善的医生才是好医生。医院不能谈赚钱,医生莫要讲利润。笔者认为,从公益慈善的角度去看,是十分正确的。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王阳明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现代医院,小至员工流通、大到医院变换投资者或管理者都已经成为常态,医院一旦建立,就是有用的社会资源,永远能为社会所利用。这就需要当下的医院上下一致,用反省的精神来对待已经失信的行为,用真诚反省的行为习惯来预防失信行为的发生。让反省是否失信成为一种制度。叙事医学已经兴起,在叙事医学中能否加入信用检讨反省内容呢?

  反省机制还必须配合“责善”,王阳明关于责善说:“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医院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社会组织,是由多个职业组成的角色行为系统,除了就诊者角色外,医院的职业角色主要有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等职业。每个职业的分工不同,角色行为表现也不相同。每个职业的信用共同形成医院信用。由于各自的职业与就诊者的利益关系、或者与其他职业的利益关系,形成一个相互合作、相互约束和相互监督的一种职业生态。这种生态的好与不好,决定了医院信用的高与不高。

  良好的职业生态一定是具有良好合作,彼此制约而又平衡的一种状态。这样的水准全仰仗医院的职业化管理水平,也就是说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典型职业角色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人,职业化即是社会化,没有职业化,在医院来说,这个人肯定不具备社会化。职业化没做好,医院中的各种角色人物就难免出现个人私欲呈现或膨胀,即使自己没有私欲追逐行为,也会因为自己的非职业化,而影响到就诊者的角色表现,从而让就诊者产生失信的错觉或感知。

  近日新媒体《健康界》工作人员郑女士约稿,想就山西首次给民营医院打分评级的新闻做评论,并推送了二篇当地的媒体新闻给笔者,分别是新华网转载的山西晚报的文章《太原市拟对医疗机构开展信用等级评价》(2018年9月13日)、另一篇是长城网转载中国新闻网的《山西探索为民营医院“打分评级” 冀促进其信用公开》(2018年11月13日)。笔者也查看了《山西省医疗机构信用等级管理评价标准(2018年版)》。笔者就医院信用评价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山西省医疗机构信用等级管理评价标准(2018年版)》管理评价表共设置六大部分115条判定条款,总分值1000分,其中依法执业109分、质量安全417分、规范诊疗156分、护理管理140分、合理收费36分、党风行风建设142分。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级,依据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制定的《评价标准》,得分在900分(含900分)者确定为**;得分在750—899分(含750分)者确定为B级;得分在600—749分(含600分)者确定为C级;得分低于600分或有单项否决项目者确定为D级。校验期内信用等级评价为D级的,登记机关在办理校验时,给予一至六个月的暂缓校验期。信用等级为B级以上(含B级)方可申请等级医院评审。信用等级为C级以下(含C级)的,不得申请医院级别晋升。

  山西省的医院信用评价作为医院校验制度的重要依据,并与医院等级医院评审条件挂钩,是在建立现代医院制度中正确而有益的举措。山西省**的信用标准也是基于医疗机构公平的原则,并不像某些媒体的文章所言是就民营医院做信用评价,带有明显的社会歧视观点。这说明卫生行政部门在管理上的确做到了公办民营一视同仁。同时,开展医院信用评价,释放了一个尊重医疗市场存在的强烈信号,说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在遵循医疗市场管理的规则,符合医院改革发展要求,而在山西开国内先河,也反映了晋商文化的有益传承,值得肯定,山西的这样的好举措也值得在全国推广。

  医院信用评价在现代医院制度建设中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评价。从信用汉语词语意义来看,所谓信用,是指依附在人之间、单位之间和商品交易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信誉构成了人之间、单位之间、商品交易之间的双方自觉自愿的反复交往,消费者甚至愿意付出更多的钱来延续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医院信用评价要基于医院的服务对象来谈。

  从生物医学和心理医学的意义上来看,医院的服务对象是就诊者,但从社会医学的意义上来,还有社会及商业医疗保险第三方、社会慈善公益机构,从国家的意义上来说,医疗机构根据举办的性质不同,承担了若干相同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责任。相同的国家和社会责任如满足扩大人民的就业、履行公共卫生义务、营造员工的福利待遇、繁荣健康卫生文化、从事医疗健康科学研究等;不同的社会责任,例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如何发挥国家投入的医疗资源所产生的从医疗健康服务中所再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而在营利性医疗机构,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税收。

  从山西省的评价标准内容来看,主要还是涉及的是对就诊者的信用及部分行业管理部门的信用。医院信用不只是医疗信用,因而医院信用评价的可以比单一的医疗信用更加系统和全面。

  医院信用打分维度应根据医院服务的对象来考察。笔者以为一是对就诊者的信用,确保就诊者的权利得到保障;二是对医院员工的信用,维护医务人员与医院其他员工的合法权益;三是社会慈善公益的信用,增进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四是对国家服务的信用,提升医院作为社会组织对于国家的贡献、对公共卫生事务的参与度;五是对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信誉,维护广大投保人的权益,节省社会医疗保险资金;六是对社会的信用,譬如信息公开、对于医疗健康文化传承与创新、医学人才培养、医学教学与科研方面的贡献度等。

  在多元化办医时代,所有医院都存在信用问题,但因服务的主体差异则应有所区别与侧重,才能体现信用评价的公平与公正。因此,要根据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政策,区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性质,信用评价指标应该有所区别与侧重。既然是医院信用评价就应该系统而全面,又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性质与任务而在评价维度的权重上有所区别。

  基于上述分析,评价的打分维度可以分为医疗诚信、公益慈善、爱国义务、员工关爱、医保诚信、文化贡献等六个方面。

  医院信用评价应该遵循信用行业组织、国家管理、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评价原则,而不应该直接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来组织评价。评价方法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通过医院行业的大数据统一采集与整合,采取信用评价专家与医院评价专家相结合的方面,而不只是医院评价专家的主观评价。医院信用评价既然是一种系统的社会评价,由信用评价行业来组织比卫生行业自己单独组织要有公信力,运用大数据结合专家评价比单一的专家评价有公信力。尤其在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下,不能再增加**的权力寻租空间,在反**的过程中,也要避免专家权力过于集中,避免评价专家的学术**行为出现。

  医院信用评价要更多地采用服务对象直接评价的数据与信息,要充分让医院的各方面的服务对象积极有效参与,所以医院信息公开和医院信息评价过程及结果信息公开也是非常关键的方法之一。

  总的来说,山西省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医院改革中做出令我们大家高兴的表率作用,期待医院信用评价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重视,也期待医院信用评价越来越科学和全面。

  近日新媒体《健康界》工作人员郑女士约稿,想就山西首次给民营医院打分评级的新闻做评论,并推送了二篇当地的媒体新闻给笔者,分别是新华网转载的山西晚报的文章《太原市拟对医疗机构开展信用等级评价》(2018年9月13日)、另一篇是长城网转载中国新闻网的《山西探索为民营医院“打分评级” 冀促进其信用公开》(2018年11月13日)。笔者也查看了《山西省医疗机构信用等级管理评价标准(2018年版)》。笔者就医院信用评价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山西省医疗机构信用等级管理评价标准(2018年版)》管理评价表共设置六大部分115条判定条款,总分值1000分,其中依法执业109分、质量安全417分、规范诊疗156分、护理管理140分、合理收费36分、党风行风建设142分。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级,依据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制定的《评价标准》,得分在900分(含900分)者确定为**;得分在750—899分(含750分)者确定为B级;得分在600—749分(含600分)者确定为C级;得分低于600分或有单项否决项目者确定为D级。校验期内信用等级评价为D级的,登记机关在办理校验时,给予一至六个月的暂缓校验期。信用等级为B级以上(含B级)方可申请等级医院评审。信用等级为C级以下(含C级)的,不得申请医院级别晋升。

  山西省的医院信用评价作为医院校验制度的重要依据,并与医院等级医院评审条件挂钩,是在建立现代医院制度中正确而有益的举措。山西省**的信用标准也是基于医疗机构公平的原则,并不像某些媒体的文章所言是就民营医院做信用评价,带有明显的社会歧视观点。这说明卫生行政部门在管理上的确做到了公办民营一视同仁。同时,开展医院信用评价,释放了一个尊重医疗市场存在的强烈信号,说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在遵循医疗市场管理的规则,符合医院改革发展要求,而在山西开国内先河,也反映了晋商文化的有益传承,值得肯定,山西的这样的好举措也值得在全国推广。

  医院信用评价在现代医院制度建设中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评价。从信用汉语词语意义来看,所谓信用,是指依附在人之间、单位之间和商品交易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信誉构成了人之间、单位之间、商品交易之间的双方自觉自愿的反复交往,消费者甚至愿意付出更多的钱来延续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医院信用评价要基于医院的服务对象来谈。

  从生物医学和心理医学的意义上来看,医院的服务对象是就诊者,但从社会医学的意义上来,还有社会及商业医疗保险第三方、社会慈善公益机构,从国家的意义上来说,医疗机构根据举办的性质不同,承担了若干相同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责任。相同的国家和社会责任如满足扩大人民的就业、履行公共卫生义务、营造员工的福利待遇、繁荣健康卫生文化、从事医疗健康科学研究等;不同的社会责任,例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如何发挥国家投入的医疗资源所产生的从医疗健康服务中所再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而在营利性医疗机构,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税收。

  从山西省的评价标准内容来看,主要还是涉及的是对就诊者的信用及部分行业管理部门的信用。医院信用不只是医疗信用,因而医院信用评价的可以比单一的医疗信用更加系统和全面。

  医院信用打分维度应根据医院服务的对象来考察。笔者以为一是对就诊者的信用,确保就诊者的权利得到保障;二是对医院员工的信用,维护医务人员与医院其他员工的合法权益;三是社会慈善公益的信用,增进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四是对国家服务的信用,提升医院作为社会组织对于国家的贡献、对公共卫生事务的参与度;五是对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信誉,维护广大投保人的权益,节省社会医疗保险资金;六是对社会的信用,譬如信息公开、对于医疗健康文化传承与创新、医学人才培养、医学教学与科研方面的贡献度等。

  在多元化办医时代,所有医院都存在信用问题,但因服务的主体差异则应有所区别与侧重,才能体现信用评价的公平与公正。因此,要根据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政策,区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性质,信用评价指标应该有所区别与侧重。既然是医院信用评价就应该系统而全面,又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性质与任务而在评价维度的权重上有所区别。

  基于上述分析,评价的打分维度可以分为医疗诚信、公益慈善、爱国义务、员工关爱、医保诚信、文化贡献等六个方面。

  医院信用评价应该遵循信用行业组织、国家管理、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评价原则,而不应该直接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来组织评价。评价方法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通过医院行业的大数据统一采集与整合,采取信用评价专家与医院评价专家相结合的方面,而不只是医院评价专家的主观评价。医院信用评价既然是一种系统的社会评价,由信用评价行业来组织比卫生行业自己单独组织要有公信力,运用大数据结合专家评价比单一的专家评价有公信力。尤其在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下,不能再增加**的权力寻租空间,在反**的过程中,也要避免专家权力过于集中,避免评价专家的学术**行为出现。

  医院信用评价要更多地采用服务对象直接评价的数据与信息,要充分让医院的各方面的服务对象积极有效参与,所以医院信息公开和医院信息评价过程及结果信息公开也是非常关键的方法之一。

  总的来说,山西省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医院改革中做出令我们大家高兴的表率作用,期待医院信用评价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重视,也期待医院信用评价越来越科学和全面。

  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对2018年首批重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进行公示。公示显示,各医院涉及机器人参与的手术或手术辅助操作价格不菲。其中,机器人手术辅助操作为每次4.1万元或每次4.2万元,包括使用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进行腹腔等部位的手术操作,肿瘤切除、淋巴结清扫、各器官脏器的完全或部分切除、血管搭桥、消化道吻合重建等。机器人骨科辅助手术的价格则为每次4.5万元。医疗机器人辅助检查与治疗项目的高价格必然刺激各医疗机构快速引进医疗机器人,这势必将成为提升医院运营效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实施药品和耗材零差价的政策后,一段时间以来,医院靠什么来弥补成本运营成为当前各医院管理者的苦心思索的重要问题。北京市公示的首批重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涉及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多家大型医院。相信也是这些大医院的管理者们,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有相应的整体性改革下,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突破医疗服务收费价格的招数,利用新科技技术的应用来呈现医生服务的高价值。这也是一种常规做法,传统的医疗服务价格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所以经常有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借助申报新医疗技术来突破传统医疗服务的低收费政策。

  如果把机器人辅助手术与医生亲自操作手术的价格做对比,医生劳务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忽视医务劳动的价值,既让医疗的公益性大打折扣,也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征。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既然能有机器人的标准,确定医生的劳动价值不就很容易实现了吗?那些能熟练操作机器人、甚至能不用机器人的来手术的医生价值不应该更高吗?医疗改革40年后,让机器人独领风骚,虽说是时代的进步,但也是医院现改革转型中的小小悲哀。

  不论是公立医院还是非公医院,医院良性健康运营非常重要,医院的成本与收入结构决定了医院的经营理念。根除了药品耗材的高价格后,接下来就是要整治检查与治疗服务项目的高价格,笔者以为要整治的就是像医疗机器人这样的辅助手术的高价格。既然是辅助手术,从逻辑上来说,机器人辅助的收费也应该是辅助的。既解决百姓看病难与看病贵,又不敢提升医生的劳务价格,却大幅提升辅助机器人的使用价格。按照标准化管理原理,机器人的使用应该是带来医疗服务价格的降低,而不是提高。然而,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与治疗,价格低廉;而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反而价格昂贵。在一个信息透明的互联网社会,这让百姓如何去信任医疗体系,又如何让就诊者有良好的医疗体验呢?

  当前和今后的医改,看来要做社会观念更新这个大文章,即医疗的价值到底是医务人员的价值还是仪器设备的物化价值?或者两者并重?如果不能让社会认知到医务人员在医疗价值实现中的核心作用,不用遵从成本价值要求通过医务劳动的合理价格来体现,公益医疗可能就没有前途,老百姓看病一定还会贵下去。因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国家是承担劳务费用的,而公立医院的仪器设备虽然国家也有投入,但主要还是靠医院自己的运营来实现的。如果不合理确定医务人员的医务价格,又不保障医务人员薪金的国家负担,医院仍然要靠自己经营来筹措医务人员的薪资,必然助长新医疗技术的大量运用。而新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抑制价廉物美的适宜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从而有可能让医疗落入到不适宜的医疗、不合理的医疗、甚至是过度医疗的境况。

  不通过**整体的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进行改革,而延续传统新增服务来平衡或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只做出少数新项目服务价格的补充,这既反映了当下大医院院长们利用医疗机器人等新科技来提升医院成本运营的无耐,也体现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

  笔者以为,医疗迎来机器人的时代,是时代的进步,但愿通过机器人价值与价格的匹配能让百姓、社会看到医务人员服务价值的整体性被低估,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降低社会阻力,顺利实现一个能反映医务真实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而不是要院长们从新技术辅助医疗上去做文章。目前看来,要让社会承认医务人员自身的劳动价值,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对2018年首批重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进行公示。公示显示,各医院涉及机器人参与的手术或手术辅助操作价格不菲。其中,机器人手术辅助操作为每次4.1万元或每次4.2万元,包括使用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进行腹腔等部位的手术操作,肿瘤切除、淋巴结清扫、各器官脏器的完全或部分切除、血管搭桥、消化道吻合重建等。机器人骨科辅助手术的价格则为每次4.5万元。医疗机器人辅助检查与治疗项目的高价格必然刺激各医疗机构快速引进医疗机器人,这势必将成为提升医院运营效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实施药品和耗材零差价的政策后,一段时间以来,医院靠什么来弥补成本运营成为当前各医院管理者的苦心思索的重要问题。北京市公示的首批重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涉及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多家大型医院。相信也是这些大医院的管理者们,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有相应的整体性改革下,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突破医疗服务收费价格的招数,利用新科技技术的应用来呈现医生服务的高价值。这也是一种常规做法,传统的医疗服务价格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所以经常有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借助申报新医疗技术来突破传统医疗服务的低收费政策。

  如果把机器人辅助手术与医生亲自操作手术的价格做对比,医生劳务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忽视医务劳动的价值,既让医疗的公益性大打折扣,也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征。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既然能有机器人的标准,确定医生的劳动价值不就很容易实现了吗?那些能熟练操作机器人、甚至能不用机器人的来手术的医生价值不应该更高吗?医疗改革40年后,让机器人独领风骚,虽说是时代的进步,但也是医院现改革转型中的小小悲哀。

  不论是公立医院还是非公医院,医院良性健康运营非常重要,医院的成本与收入结构决定了医院的经营理念。根除了药品耗材的高价格后,接下来就是要整治检查与治疗服务项目的高价格,笔者以为要整治的就是像医疗机器人这样的辅助手术的高价格。既然是辅助手术,从逻辑上来说,机器人辅助的收费也应该是辅助的。既解决百姓看病难与看病贵,又不敢提升医生的劳务价格,却大幅提升辅助机器人的使用价格。按照标准化管理原理,机器人的使用应该是带来医疗服务价格的降低,而不是提高。然而,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与治疗,价格低廉;而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反而价格昂贵。在一个信息透明的互联网社会,这让百姓如何去信任医疗体系,又如何让就诊者有良好的医疗体验呢?

  当前和今后的医改,看来要做社会观念更新这个大文章,即医疗的价值到底是医务人员的价值还是仪器设备的物化价值?或者两者并重?如果不能让社会认知到医务人员在医疗价值实现中的核心作用,不用遵从成本价值要求通过医务劳动的合理价格来体现,公益医疗可能就没有前途,老百姓看病一定还会贵下去。因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国家是承担劳务费用的,而公立医院的仪器设备虽然国家也有投入,但主要还是靠医院自己的运营来实现的。如果不合理确定医务人员的医务价格,又不保障医务人员薪金的国家负担,医院仍然要靠自己经营来筹措医务人员的薪资,必然助长新医疗技术的大量运用。而新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抑制价廉物美的适宜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从而有可能让医疗落入到不适宜的医疗、不合理的医疗、甚至是过度医疗的境况。

  不通过**整体的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进行改革,而延续传统新增服务来平衡或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只做出少数新项目服务价格的补充,这既反映了当下大医院院长们利用医疗机器人等新科技来提升医院成本运营的无耐,也体现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

  笔者以为,医疗迎来机器人的时代,是时代的进步,但愿通过机器人价值与价格的匹配能让百姓、社会看到医务人员服务价值的整体性被低估,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降低社会阻力,顺利实现一个能反映医务真实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而不是要院长们从新技术辅助医疗上去做文章。目前看来,要让社会承认医务人员自身的劳动价值,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党组书记马晓伟对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医院后勤改革发展大会暨中国卫生产业企业创新发展论坛”做出批示。批示指出,后勤管理是保障医院运行的基础性工作,是现代医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医院后勤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为改善医疗环境、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医院后勤管理要服从和服务于建设现代医院制度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要推进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努力实现效益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做出新贡献。

  公立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有几十年了,从本次会议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出国内同行基本上形成了不少共识。当下提出“新时代、新使命、新保障”为主题,继续加强医院后勤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社会专业化等方面的建设,共同努力提升医院后勤的精准化管理水平。同时在医院后勤改革上尊重和把握医疗市场规律,按规律办事。转变医院后勤工作人员的观念意识,坚持以服务医患为中心。营造和谐健康的诊疗服务环境,打造优化医疗后勤的服务名片,为医疗服务保驾护航。

  然而要实现上述的愿景,对于后勤服务社会化要有科学与准确的理解。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必须是要能加强对医院后勤服务的领导,让医院后勤服务成为医院运营系统中非常紧密的一环,而不是像医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剥离出医院,让社会来承包或完全推向社会。鉴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药品零差价,医院后勤服务完全可以成为弥补公益医疗服务的收入不足,通过高效优质的医院后勤社会服务,来增强医院的运营效率与效益。同时由于后勤服务社会化,企业化运作,在医院与企业并行的体系化管理下,实现良好的公益医疗与医疗相关服务的衔接。从而在健康中国战略下,不仅仅做好就诊者的诊疗,也能做好就诊者的相关服务,从而改善就诊的医疗体验,提升其满意度。医疗是就诊者的刚性需求,而后勤服务是就诊者和医务人员的柔性需要,刚柔并济才能获得十全十美的感受。从当下的行业言论,看到了现代医院下的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正确回归。

  在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的路径上来看,可以是由社会化的企业融入医院管理系统,承担后勤服务社会化工作,也可以由医院集团来统一组建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性质的企业来主导,同时也可以是由医院自己申办独立法人性质的企业实体来落实后勤服务社会化工作。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在医院管理大系统下的后勤服务,是能服务于医院实施大健康战略的医疗与后勤紧密型服务。

  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由医院来主导的新模式将不仅仅是建设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需要,也是实践健康中国战略的需要,更是解决药品零差价,医院成本补贴不到位下,医院良性运营的需要。医院后勤服务是可以通过就诊者的非医疗需求、大健康需求以实现弥补医院基本医疗成本亏损的服务,研究与发掘医院后勤服务的经营产品空间,对于上述三大目标均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既要融入健康的元素,也要融入企业的元素,仍然要以医院的医疗资源作为基本支撑,借助医院基本医疗的人、财、物、及客户等发挥其在后勤服务中的增值作用,而不能造成基本医疗资源在后勤服务中的浪费。

  在服务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立、实现大健康战略、弥补医疗成本的亏损这三个目标,要根据所选择的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方式不同而对医院的组织构架岗位设置人员匹配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用系统化的思维来对医疗与后勤服务的相互协调配合进行精细化的设计形成医疗服务与后勤服务的双向协调并行机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后勤服务社会化效用也会大打折扣。一句话,要做好后勤服务社会化,医院管理人员需要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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